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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引 号: 742293631/2011-00010
文  号:
责任部门:县发展改革经济信息化局
发布日期: 2011-08-16
关 键 词: 中国,开发,资源,农村,建设,文化,语言,事件,扶贫,社会,事业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主题分类: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国民经济管理、国有资产监管/03A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计划/动态信息/工作动态
内容概述: 按:在民国掀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即便不是最有成就的,也是在乡村建设理论说明上最有造诣的。此期“一…

梁漱溟与乡村建设
来源:县发展改革经济信息化局 日期:2011-08-16
  按:在民国掀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即便不是最有成就的,也是在乡村建设理论说明上最有造诣的。此期“一代党外英才眼中的乡村建设”专栏转刊《梁漱溟与乡村建设》,试图对梁漱溟先生一生以文化的考量重建乡村社会所做努力做一番梳理与分析,以求认清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并对我县综合扶贫开发特别是文化扶贫的前景提供启示的资源。
  
  梁漱溟与乡村建设
  
  一、引言
  
  历史最神奇也最吊诡的地方在于,无数的世纪在其中流淌而过,而许多经历过的人与事,却并不随着时间而消逝不见。相反,历史上一些轰轰烈烈的事业,却总像隐秘的密码与暗号,定期不定期地反复出现或折射,似乎想要表达什么,又像是在要求人类去克服与创造,去有所作为一些什么。对于这种“历史惊人的相似性”,既然它总是代表着隐讳的语言,预示着考验人性创造价值的藩篱(斯芬克斯之谜),那么,就总该有人去接受它的挑战,去做一种对历史真实的惊险探求。  
  乡村建设运动,即是这样的一类历史事件。身处我们自己的这时代,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建设,至少对这个名词也是耳熟能详了。乡村的破败现状、乡村的未来以及中国一百三十年现代化进程的最终落脚,这一系列相互交织的问题仿佛有着道德使命的感召,时不时萦绕在人的心间与思索处。孔夫子教导,“思而不学则殆”。故而思虑心间不能有决断,必要向外去看那真实的世界以及阅读各位思想者身体力行的启示与见解。而其实,阅读本身即为理解真实的一种绝佳方式。  
  在为数不多的阅读经历中,还是很快注意到了民国那个时代,注意到了我们如今的“新农村运动”,竟和那时代辉煌一时的“乡建运动”有着某种冥冥间的联系。米氏兄弟、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等等那个时代的道德良知,他们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不约而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拯救乡村的事业中去,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鲜活。即便从直觉的感知而言,我们也能认识到,如今的“新农村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思考与实践的延续与继承!而在民国的这场历史性运动中,梁漱溟的思考与实践,无疑起着一种“精神教父”的作用,是历史不容磨灭印记中最不容磨灭的一项事业。  
  
  二、梁漱溟对乡村的思考与实践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要用“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这样复杂的表述方式,是不想落入文化调和论的窠臼。且不论此种努力是否成功。梁氏那种文化只该从自身脉络中生发、舒展的观点已然潜伏欲出。至于他在一番审时度势后为何最终择定乡村为其文化理想的实验地,其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则有比较明确的说明。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本就是乡村。”当其于1929年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中,亦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一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或曰欧洲国家独不有村落乎?曰其古之有村落也,则中世封建社会组织之基层。其今之有村落也,则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之点线。是社会有村落,而非即村落为社会,固不得谓为村落社会也。若中国则第于亚洲东大陆见有散布于此一片土之上之二三十万村落而已。村落即社会,而非社会有村落。以视欧洲,无论其中世社会之组织,或其近世社会之组织,均极缺乏。于经济上则极形散漫,大都主于自给自足;于政治上则极见自由,殆邻于无政府。其为国家也,比之封建国家则不论,比之近代国家弥以远;谓曰国家殊不类,不谓曰国家又不能。试更退五十年,凡今之染受摹取于欧人者皆未曾有之时求之,岂不信乎。”  
  而具体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抉择,梁先生以八方面的具体理由来排斥城市推崇乡村:  
  1. 与工商业者居于人口密集的都市造成的性情褊急不同,农民接触的是自然界,其宽舒自然的性情,很适于理性的开发;  
  2. 与工商业者所对的机器等死物质不同,农民所对付的是生物——动植物,生物是囫囵的、整个的、生动而有活趣的,因其有活趣,可以引发一种自然活泼之温情,这正是理性;  
  3. 工商业者一天到晚地奔忙,容易把自己忘掉,专从事物的追逐而陷入追逐贪求之中,而农民做事情,总是要考虑季节更替,欲忙不得,从他的从容,可以对他所接触的一切印象咀嚼领略而产生一种艺术味道的文化、艺术味道的人生;  
  4. 家庭适于培养人的性情,能够培养出富有感情的人,而农业最适宜于家庭的经营,是巩固家庭的,工商业倒是破坏家庭的。因此,从乡村入手,容易发挥理性,培养情谊化的组织;  
  5. 乡村人有一种乡土观念,仿佛把他的村庄也看作是他的家,对他们的街坊邻里很亲切,彼此亲近才容易成功情谊化的组织,能引发地方公共观念;  
  6. 中国固有的社会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情谊的社会,这种关系在都市已被破坏无存,“礼失而求诸野”,在乡村还保留着许多固有风气,正好藉之继续发挥;  
  7.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乡村是本,都市是末,乡村原来是人类的家,都市则是人类为某种目的而安设的,从乡村入手,与创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正好吻合;  
  8. 培养新的政治习惯,除了从乡村着手之外,没有其他合适的地方。  
  从以上八条理由中不难看出,梁漱溟的见解带有明显的反城市化色彩,同时也确有深刻见解。所以欲此种论调予以清晰判断,并不容易。总之,从这样的理论来思想,梁氏最终提出了“乡村建设”的理论。于其意义设置,他又列叙了三四条。  
  梁漱溟认为,“百年中国史,乃乡村破坏史。”由于西人叩关而内乱不止,中国近代以来的乡村日益凋敝,民生疾苦,无过于乡村。因而,乡民自己要自救,而国家、社会各界也不免应该积极救济乡村。  
  其次,对乡村而言,不能仅仅谈其救济,而更应在此基础上有积极建设之要求才好。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乡村建设”为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梁先生认为,乡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中国创造性地建立一个新的团体组织形式,并作为实施经济发展、科技普及、政治改革的基础。”  
  此外,在抗战爆发之后,梁漱溟又将乡村建设视为抗战的根本方略。他讲,“我们的乡村建设工作,正是切近农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组织,健全地方下层机构,为政府统治运用之准备;正是解除一点农业上痛苦,培养农民爱国情绪,并增加其抗敌能力的,所以我们正是从事抗敌的工作,纵使缓不济急,但似别无更急切有效的办法。”  
  不管乡村建设有多少层意义,最根本的还是如善峰先生所言,“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是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由这个主旨出发,梁漱溟着眼的是一个理想的新社会。这样的一个新社会主要包括了六种含义:  
  1. 先农后工,农业工业为均宜的发展;  
  2. 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沟通;  
  3. 以人为主体,是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  
  4. 是伦理本位、合作组织,而不落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两个极端;  
  5. 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合一而不相离;  
  6. 新社会秩序的维持,是由理性代替武力。  
  梁漱溟作为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坚定恪守者,既然在理论上确定了路向,在实践中勇于行动也即为其必然逻辑。他先是在广东宣传乡治,后又于1929年在军阀冯玉祥、韩复渠的支持下开办河南村治学院,后因中原大战冯玉祥的倒台与韩复渠的调任山东,他及其同志毕集于山东,重建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始了从1931年到1937年七年的山东邹平乡建运动的实践。  
  梁漱溟的思路,“乡村建设运动,要之以经济、政治、教育三方面的事业。”  
  在经济上,梁氏一方面大力与各高等院校合作,引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则吸收丹麦农业合作社的经验,成立了各式各样的农业合作社。这样,“科技”与“团体组织”这两样西方文化中普世的优点就被吸收入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之中。而且,颇值一提的是,梁氏在山东邹平的七年建设运动最明显的成就即为经济方面的。邹平的各项经济指标有明显上升。  
  在政治上,梁漱溟主要考量的是建立一个适宜的治理机构。而在这里,他最终向从宋朝流传下来的“乡约”传统寻求资源。“乡约”这一传统,最早是由北京兰田县吕和叔与其兄弟及邻里族党受古代儒家经典《周礼》和《礼记》的启发而创办的一种乡村居民共同活动、互助性质的乡村组织形式。其主要内容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关、患难相恤四个部分。“吕氏乡约”一出,在宋朝得到朱熹等大学问家的推崇,至明又得王阳明、吕新吾等的支持,并在入清以后得到陆世仪的改进,一度成为政府政策支持的乡治治理模式。梁漱溟正是本着历史上的这一传统,提出了自己“乡农学校”的组织构造。他认为,乡约“总其用意,正和我们现在要成立村学、乡学的意思相仿,亦可以说我们正是要师法古人。”“我们来组织乡村的时候,大体上是要像乡约一样,大家认识了彼此的真关系,以求增进彼此的关系,把大家放在一种互相爱惜情谊中,互相尊重中;在共同相勉于人生向上中来求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  
  “邹平的乡村工作,是以乡农学校来进行。乡农学校就相当于江南一带的乡村改进会,或农村改进区;也相当于北方定县的平民学校。”“乡农学校是在丹麦民众学校启发的基础上,经过‘吕氏乡约’补充改造而组成的乡村组织。”最初的时候,“乡农学校”由校董会、校长、教员、乡民四部分人组成。“校董会中都是些领袖人物,再从校董会中推出一个校长,来主持教育的事务,教员也即是乡村运动者,是有新知识且能给农民以指点的人,学众即以成年农民为主的乡村所有居民。”  
  1932年7月后,邹平县奉命改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取得实验权,原来的行政机关区公所、乡镇公所被废除,乡农学校遂改组为乡学、村学,行使政权职能。  
  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极重视教育的。七年间约培养学生一千多人。而其教育的课程也包罗内容十分广泛。其课程设置有《中国历史文化之分析》、《乡村礼俗纲要》、《世界史》、《本国史》、《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论理学》、《伦理学》、《哲学》、《自然科学》、《文化史》、《五经四书》等。课程的设置,充分体现了梁漱溟中西结合文化重构的思想。  
  
  三、梁漱溟乡建的现实意义
  
  虽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终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历史成果。但这多半是历史的错位,由于其理论与关注点之过分超越时代所致。而并非其本身之不值一提。相反,在七十余年后的今天,梁先生的构想不是更远了,而是更近,更具有现实关怀的价值。  
  经过建国之初的建设运动,中国共产党于中共八大时宣布阶级斗争退居其次,这本是科学的论断,标志着社会秩序的统一稳定;而由于种种复杂原因,中共八大后的中国并非走入稳定发展,而是经历了剧烈残酷的政治动荡。文革结束后,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努力,将十年动乱中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与政府威望重新恢复与提升了起来。虽然说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进程使“三农问题”重新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但此时农村所面临的更是发展中的比较落后问题,而农村本身却是缓慢发展的,如温铁军先生断言,如今的农村是“温饱有余,小康补足”。除了农业现代化的前景并不明朗外,更关键的则是乡村文化精神生活的空虚,是一种幸福指数与福利感受的缺少。因此,此时的条件正适宜于一种文化运动的展开,乡民对文化的诉求会更有动力。  
  从另一方面来讲,现代化至今惟一成功的是西方模式,而西方那种以“高消费,高耗能”为特征的现代化生活体系已经在短短三百年的时间内消耗掉了大部分的资源与能力。我们的地球已经供不起其他地区再去效仿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纽约、巴黎这样的大城市,对日益减少的地球资源来讲,是不能承受之痛。中国也很难再以大规模城市化来实现乡村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因此,一个严峻而现实的问题就在于,中国的乡民注定在这场现代化与全球化的狂欢与盛宴中看不到前景,分不到席位。中国的乡村社会仿佛被悬空于此,前不能前,退又不能,它是看不到可走的路的。  
  所以,现在确为重新继承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思索与实践经验的时候。它一是为了通过文化的重新归宿来就地提高乡民的生活质量。二是为了凭借这种良好精神力量的蕴育而为乡村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开出一条新的现代化之路。  
  
  
  来源:《人民网》